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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桃花

作     者：格  非 著
出   版  社：湖南文艺
出 版 时 间：2014年7月21日
人面桃花 特色及评论
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 2004年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 第二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 
格非的写作坚韧、优雅而纯粹。他的小说曾深度参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革命，他的叙事研究也曾丰富中国小说的美学肌理。他的写作既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又承继着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和斑斓。他的叙事繁复精致，语言华美、典雅，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息，这种话语风格所独具的准确和绚丽，既充分展现了汉语的伟大魅力，又及时唤醒了现代人对母语的复杂感情。他出版于2004年度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作为这一话语理想的延伸，在重绘语言地图、解析世道人心、留存历史记忆上，都富于创造性的发展。他对这一发现的深刻表达，不仅达到了中国作家所能达到的新的艺术难度，还为求证人类的梦想及其幻灭这一普遍性的精神难题敞开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人面桃花 内容简介
这是作家格非积十年心血完成的一部精致的长篇小说。作者的功力直抵小说细部的每一个末梢，真可谓一丝不苟。它既是格非蜕为和超越的一次个人记录，同时也可视为是当代作家逼近经典的有效标志。从阅读角度说，《人面桃花》是一部让人舍不得一口气读完的小说。看过这样的小说，相信你大概会明白好的小说与差的小说、好的作家与差的作家区别在哪里了。 
人面桃花 作者介绍
格非，男，1964年8月生于江苏省丹徒县。198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留校，任中文系助教、讲师（1987）、副教授（1994）、教授（1998）。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主要著作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等。有英、法、日、意大利等语种的单行本在国外出版。

 

 

 

 

 

 

白纸传奇
作     者：王鼎钧
出  版   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 版 时 间：2014年5月1日
特色及评论
本书由当代华文文学大师王鼎钧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五卷散文《生命长河》、《光阴分享》、《未晚随笔》、《案头人物》和《艺文感应》结集而成。作者以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识、细致的观察为我们呈现了思考的方方面面：人生回望、天伦之叙、文章品评、时事指点，更有身在异乡对故乡文明的审视……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既有对童年往事的回顾，身在异国对故乡的款款深情；又有享受天伦之乐的怡然，总结夫妻相处、教养子女的心得；还有对作家、文章的品评，展现名人风采和文学思考；更有时事评点，对社会问题表达深刻的忧思。因此，该作品在深度与广度上兼得。
内容简介
不能想象无视金庸的中国武侠小说史，无视余光中的中国诗史，无视白先勇的中国小说史，无视王鼎钧的中国散文史。 　　“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当代散文“崛起的脊梁” 　　1. 历经抗战和内战，历经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见证了一段传奇而心酸的岁月。 　　2. 纯东方的文体魅力，仅从一道缝隙，就能窥见天空的美丽与广大。 　　3. 书写的不止是历史，也不止是文学，百年中国这块伤心地上，许许多多无辜的“黔黎”的悲惨遭遇。 　　王鼎钧简直就是散文界中的“博尔赫斯”。他仿佛深谙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术，挽寓言，恋诗体，留日记，兜揽断章孤句，又混杂小说、戏剧、诗歌的血统，真担得起“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豪气，这样的“法无定法”，在大陆出版的众多散文集中，恐怕也是凤毛麟角。 　　王鼎钧也是文学界的大魔法师。他的散文具有非凡的透视魔力，会打通读者记忆中的每一处血栓。仅从一道缝隙，就能窥见天空的美丽与广大。他的文字，娓娓道出，种种对于生活的描绘与想象，使人置身其中，就能找回丢失的记忆，真是神奇。 　　难怪要说：“不能想象无视金庸的中国武侠小说史，无视余光中的中国诗史，无视白先勇的中国小说史，无视王鼎钧的中国散文史。” 　　读够了油腻的风花雪月、小资情调，捧起王鼎钧的散文，瞬间就能被其文字的魔法所吸引，要想打盹都不容易，纯东方的文体魅力自不待言，他还有他的神奇功法：将诗歌的“魔法”、戏剧的“基业”融为一炉。加上文中俯首即是的妙喻，更令文章成了妙句的集锦。
作者介绍
王鼎钧，山东兰陵人，1925年生，抗战末期弃学从军，1949年到台湾。曾在报社任副刊主编，也当过教师。51岁时移居美国，一直在纽约居住。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长期出入于散文、小说和戏剧之间，著作近40种，以散文产量最丰，成就最大。20世纪70年代他的“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和《我们现代人》三本励志小品文），在台湾总发行量逾60万册。他淡薄名利，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风格多样，题材丰富。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

 

 

爱历元年
作    者：王跃交
出  版  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 版 时 间：2014年8月1日
特色及评论《爱历元年》不同于王跃文以前以讲诉官场与事业的作品，这一历时七年创作而成的才情新作，讲诉人了到中年的情感危机及世情百态。小说直面人性的善恶，用丰盈的日常生活细节描摹与纤毫毕现的心理刻画，讲述了现实中的真实与谎言、生命中的挣扎与涅槃、人性的理解与包容。作者采用草蛇灰线的手法对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迁作了生动勾勒；同时，作品对中国人过去三十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充分发挥文学抚慰心灵的作用，将人性的光辉抒写到极致，唤起人性的救赎。[
内容介绍  《爱历元年》--爱历，指小说主人公孙离和喜子为了爱情而定的属于两个人的年历。但动荡的生活遭逢，使他们一度离开了自己的爱历，喜子有了自己的情感秘密变的冷漠麻木，而畅销书作家孙离与新晚报社长李樵从相识到难舍难分，干柴烈火，看似平静的家庭濒临崩溃。
侄子大山的到来，朋友马波的家庭闹剧，尼姑妙觉的大情怀，亲子错抱的打击，小英在城中村的出现……家庭、道德、爱与宽容的力量，终于使孙离与喜子获得以涅槃，两颗倍感伤痛和孤独的心得到救赎。最终，他们重启爱历元年。[2] 
《爱历元年》是王跃文继《国画》、《大清相国》之后叙写世情百态的最新作品。作品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同时作者采用草蛇灰线的手法对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迁也作了生动勾勒。
作者介绍：王跃文，1962年生，湖南省溆浦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为湖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现已出版《国画》、《梅次故事》、《大清相国》、《爱历元年》等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作  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英国）
译　　者：林 华
出 版 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内容简介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离世前的最后力作。
霍布斯鲍姆的全局观念以及从纷乱的历史碎片中厘清轮廓的能力是惊人的。在《断裂的年代》中，霍布斯鲍姆考察了20世纪文化和各式各样新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从共产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到达达主义，再到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现代世界史，以其特有的神韵，描绘出了20世纪的筋骨与血肉。
他始终满怀热情，从不故作感伤，自由无碍地广泛论及诸如古典音乐、美术、摇滚乐、雕塑等众多议题；他记录“自由知识分子”黄金时代的逝去，讲述被遗忘的重要人物的个人生活，分析艺术和极权主义的关系，并剖析各种文化和社会现象：超现实主义、新艺术运动、妇女解放，和美国牛仔的神话。
霍布斯鲍姆的这部遗世之作，依然充满了独特的智慧。他告诉我们，“文化并不是人们根据各自的品味为自身提供需求的超市”，“随着政治的民主化，权力日益成为公共剧院”……霍布斯鲍姆流泻笔端的天赋和力量实在是至死犹存。
文章节选  原为1996年在萨尔茨堡艺术节的节日对话中用德语发表的演讲。由克里斯蒂娜·沙特尔沃思译为英文。其实，问一个历史学家新千年的文化将是什么样子是问错了人。我们是研究过去的专家，不问未来。至于现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剧烈变革的艺术，它的未来更是和我们无关。然而，专业预言家靠不住，尽管政府和企业听了他们的话花费巨资准备应变；既然这样，史学家只得冒险进入未来学的领域。毕竟，尽管有各种起伏*，但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连续体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个世纪各种艺术的特点是，它们依赖于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尤其是通信技术和复制技术，并且被这种革命所改变。如果没有技术革命，比如没有电影，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衬衣口袋里的随身听，就无法想象大众消费社会这造成文化巨变的另一支力量。但正因为此，关于艺术的未来才难以做出概括性的预测。绘画和雕塑这类旧有的视觉艺术直到最近还是纯手工艺，丝毫没有受到工业化的影响——这也正是它们今天陷入危机的原因。另一方面，文学在半个千年前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机的时候，就调整自己适应了机械复制。诗歌既不是公共表演的节目(史诗原来是公开表演的，所以印刷机发明后即销声匿迹)，也不是中国古典艺术那样的书法作品；它只是把字母符号机械地组合而成的单位。我们是在纸上，还是在屏幕上或是别的地方看到它，这个问题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却是次要的。与此同时，音乐在20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冲出了乐器和耳朵之间纯物理传递的限制。今天，我们作为文化体验所听到的绝大多数声响和噪音都是间接而来的——是机械复制或远距离传播的。所以，对瓦尔特·本雅明的复制时代，每一位缪斯的经历都有所不同，也以不同的方式面对未来。那么我就来简短地概述一下文化不同领域的情形。既然我是写东西的，所以请允许我先谈文学。首先要说明，21世纪人类的大多数已经不再是文盲(这与20世纪早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地区不识字的人还占多数：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周边地区)和非洲。正式教育意味着书本和读者。识字率只要提高5%就会增加5000万读书的人，至少是使用课本的人。此外，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所谓的“发达”国家中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中等教育，在世纪后1/3的时间内，这同一批人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接受了高等教育(今天英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约占人口的1/3)。所以，各种体裁文学的受众成倍增加。这也意味着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高等文化艺术传播对象的“受过教育的公众”的增加。目前，从绝对人数上看，文学新的受众仍在激增，就连大众媒体也在积极争取他们。比如，电影《英国病人》演到主人公读希罗多德的著作，马上就有大批以前对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最多只知其名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去买他的书来读。文字作品的普及必然导致新老本土文学的兴起并由此造成文学的发散，而这又会带来翻译的黄金时期，19世纪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如果没有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还有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家的作品怎么能成为各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共同财产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仍然如此。约翰·拉加雷成为全世界的畅销书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经常被翻译成30到50种文字。不过，今天的情形在两个方面与过去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我们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文字一直在形象面前节节败退，书写印刷的文字也难与屏幕上的口语竞争。现在，连环漫画和文字极少的图画书的读者绝不仅限于刚会拼写的初学者。比这意义大得多的是纸质新闻在播报新闻和图画新闻面前的退却。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报纸一直是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中的主要媒体，但到了21世纪，它却失去了龙头老大的地位。第二，今天的全球经济和全球文化需要一种全球性的语言来补充地方语言，不仅为人数上可以忽略不计的精英阶层服务，而且也为人数更多的其他阶层所用。今天的英语就是这个全球性语言，很可能在整个21世纪会继续如此。已经有了一大批用英文写成的国际专业文献。这种新的英语—世界语与英国文学的语言没有丝毫关系，正如中世纪教会用的拉丁文同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语言风马牛不相及一样。不过这都阻挡不了文学数量的增加，这里的文学指所有的印刷文字，不只是纯文学。事实上，我几乎可以断言，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悲观预测，但印刷的书籍作为文学传统的主要载体将不太费力地屹立不倒，只除了几个例外，比如互联网上点击率最高的大部头参考书、辞典、字典，等等。首先，最好用、最实用的莫过于16世纪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Manutius)在威尼斯发明的小型、便携、字体清晰的袖珍书。阅读这类书籍比读电脑打印件容易得多，也方便得多，而打印出来的材料又比不断闪烁的电脑屏幕易读不知多少倍。只要读一个小时打印出来的材料，再在电脑屏幕上把同样的材料读一遍，就能知道其中的分别。就连电子书的长处也不在于清晰易读，而在于存储量大，不用翻页。其次，印刷的纸张至今仍然比技术更为先进的载体更持久。《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第一版今天仍清晰可辨，但电脑里储存了30年的材料却未必如此，或是因为它们像复印件和胶片一样，寿命有限，或是因为技术迅速更新换代，最新的电脑无法读出过去的电脑存储程式。电脑的胜利大进军消灭不了书籍，正如电影、收音机、电视，以及其他的技术革新也没能做到一样。今天兴旺发达的第二种美艺术(fineart)是建筑，21世纪还将继续如此。人的生活离不开建筑。绘画是奢侈品，住房则是必需品。谁设计和建造房屋，在哪里建，如何建，使用什么材料，采用哪种风格，是由建筑设计师负责还是由工程师或电脑负责——这一切都可能改变，但建筑的需求不会变。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期间，建筑设计师，特别是伟大的公共建筑的设计师，成了美艺术世界的霸主。他——从事这个行业的总的来说还是以男性为主——找到最合适的，也就是最耗资巨大、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形式来表现财富和权力以及民族主义睥睨天下的气概。(巴斯克地区延聘了一位建筑界的国际明星在毕尔巴鄂设计建造一座不落俗套的艺术博物馆作为民族象征，里面将展出另一个民族象征——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虽然那幅画并不是巴斯克地区的艺术风格。
作者简介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亲授其“英国荣誉勋爵”称号，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
他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也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加入共产党后，一生未曾脱离。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 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作    者：（美）罗威廉　著
译    者：李里峰　等译
出 版 社：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内容推荐
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继《救世》之后的又一力作。是长时段、小地域和大历史的有机结合，为读者理解中国农民起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细而深刻的个案。
按照长时段理论，本书研究的时段从14史记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跨度长达七个世纪；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是的这本书能够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的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时代和政权的恒久。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在极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精彩的画卷。
文章节选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城镇(尤其是麻城，但偶尔也包括其他城镇)是国家政权在当地的代理人的居所。它们是政府国库和法庭的所在地，是该县评估和征收税款的地方，也伴随着(我们将看到)可能引起的各种怨恨。它们是政府军队的来源地——不仅是在和平时期维持乡村治安，由知县、同知和县丞率领的小股部队的来源地，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充当更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基础。我们将会看到，麻城历史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统治者守卫筑有围墙的城市，而将乡村留给自己的敌人，或者确切地说，在撤到城里之前采取措施防范对乡村的大肆抢劫(清野)。这意味着要全面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例如，1858年麻城知县致书湖北巡抚胡林翼，询问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该如何处理粮食供给问题时，胡的答复残忍而直率：“至城守以积储米粮为第一，城中各富户租谷，应勒限搬入城内。”(而不是留在或运往乡村救济乡民。)不仅如此，从蒙古人到国民党的历届政权，总是将中心和西南地区的城镇当做根据地，借以“肃清”该县边缘地区骄横的反叛者。所有这些因素还使得城镇成为乡村袭击的首要目标，这也是麻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主题。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出现时，中心平原和举水河谷的精英会大批涌入城镇避难。他们在那里为乡村民众是否可以信赖而烦躁不安。自己的佃农会不会逃亡而让土地抛荒？他们会不会成群涌向城镇？或者他们会不会转向叛乱者那一边？面对外来的武力，乡村民众究竟是精英们可以信赖的同胞，还是敌人的“内应”？负责麻城防务的帝国官员一再报告了这些被围困的城镇和城郊精英的恐慌情绪。也许没有人比孟广澎更好地表达了这种心态，他是出生于当地的一位全国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应国民党县政府之邀为1935年的县志撰写了序言。孟回顾他所看到的历史教训，识别出了一种重复出现的事变模式：由失学年少者和无业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从该县的山区沿界向下流窜，给正直而富有的平原居民带来难以形容的灾难。但凑巧的是，麻城县乡村一城市或者中心一边缘的动力机制还要复杂 得多。麻城人文生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当时存在着驻扎精英、掌握财富和拥有食物补给的一种有围墙的安全避风港，它们在帝制晚期发展迅速，这就是寨或堡。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会详加论述。这些筑有工事的乡村居住区，有时甚至会完全改变在社会时期独自盘踞在城市中心的官员和文人精英的传统习惯。这并不是说麻城的主要城市和集镇没有受到围攻——它们确实经常被围攻。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城市显贵们在极端的情况下其实会放弃城市，藏身于一处山区堡垒，就像1234年该县遭到蒙古人蹂躏时南宋县令所做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乡村叛乱者们控制了他们所夺取的城市，却又陷于朝廷官员和堡寨精英的联合围困之中。它还意味着，来自麻城某一边缘地区(最典型的是东山丘陵地区)的乡村强人并未被排除在以县城为中心的行政机构的防御事务之外，反而或应邀或主动地实际负责这类事务。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这种复杂的机制。常规的暴力本书的历史叙事难免会突出麻城县大规模暴力的间歇爆发。的确，历史学家不能不被该地(它在其他方面并无独特之处)非同寻常的狂暴、凶残以及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社会动荡时卷入血腥冲突的人口规模所打动。但对这些时刻，我们需要更多地探讨日常状态，强调这些更大的“爆发”是怎样嵌入麻城人文生态的——暴力在这种生态中普遍、持续、常规地存在着。如晚明的造访者王世贞所写的那样，该地乡俗暴戾好斗，目无法纪。我们已经看到，麻城县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长期存在的祸害是通常所称的土匪。土匪从未真正离开麻城的丘陵地区，但当地文献中的大量报道揭示了其规模和强度的消长。考虑到整个中国历史更大规模的模式，这些趋势并不令人惊讶。我们在明代中期(15世纪70年代)首次看到定期活动的麻城土匪，到两个世纪后的17世纪70年代，他们在清朝统一过程中仍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话题。当地文献总是抱怨政府官员和乡村士绅在土匪活动中串通一气，这证实了大卫·罗宾逊(DavidR0binson)的发现，即至少到19世纪，精英的庇护对于巩固帝国的“暴力经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673年镇守岐亭的清初“模范官员”于成龙，想出了一个极其果断的办法来识别并摧毁这些庇护网络。他直接派自己的部队抓来了九个有土匪嫌疑的人，然后召集当地文人开会，问是否有人愿意在于面前为任何嫌犯担保。只有两人得到了担保。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下来于有条件地释放了剩下的七人，派他们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去镇压该县其他土匪的活动。和明代相比，土匪在“盛清”时期显得异常沉默，这有力地证明了王朝鼎盛时期的治安权力，特别是(我们将看到)这种权力在地方上的执行。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我们又开始听到定期活动的土匪，这一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迅速蔓延并日益严重。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还不得不从位于麻城、黄安边界的指挥部发起异常坚决而持久的“剿匪斗争”。土匪蹂躏该县，时常对农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他们毁损交通，使该县商业凋敝；贩卖私盐(虽然出人意料，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边缘地区卷入了卖淫、鸦片及其他营生)；绑架当地精英，勒索赎金；焚烧当地寺庙。掠夺者常常翻越大别山席卷此地(如我们所见，有时多达数万人)，抢劫乘马岗这样的北部市镇。但土匪也会劫掠并不时占领更发达的南部城镇——宋埠、岐亭和白果。1512年，他们占据了县城。1927年春，麻城和黄安被统一战线的革命军占领，他们再次包围了这两座县城。1926年，在最大胆的一次行动中，两名当地土匪被叛变军阀袁英任命为联团营长，司令部设在该县孤儿院(并将其资产据为己有)，连续数月有系统地向县政府、当地商人和乡镇“自治”组织勒索财物；县自治局领袖江化龙(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士绅英雄)奋起抵抗，结果和他的儿子一起被绑架。
作者简介 
罗威廉（WilliamT。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代表作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我的家庭回忆录》

作    者：钱理群 著
出 版 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内容推荐
本书是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一本家庭回忆录。作者深情地回忆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中国20世纪云谲波诡的历史变迁中坎坷曲折与探索奋斗的人生，文字情真意切，故事真挚感人。钱氏家族成员的人生经历，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的缩影，足以让读者了解到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激剧变革时期的迷茫与探索、坚守与反思。
文章节选
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代前言）书桌上放着一本《钱天鹤文集》这是我编的书，为我父亲编的书。
这是一位“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半个世纪（19161958）思考的结晶。
但早就被遗忘了父亲被儿女们遗忘了，先驱者被研究者遗忘了。
随着从尘封的报刊里，一篇篇文章被发掘出来，父亲的形象由模糊逐渐清晰，先驱者的业绩从陌生中日见显现，我就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遗忘”儿女以仇恨代替对父母本性的爱；研究者将一部分对象人为地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怪事为什么会在本世纪屡见不鲜？……同时涌上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面对遗忘，我应该作怎样的精神的承担？……我常常为此而惶惑不安，既渴望着出书如我的一位哥哥所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赎罪；却又恐惧于出书它的每一页都将展示我的被扭曲的灵魂与狭窄的学术眼光，使我无地自容，无论作为人之子或者学者……
书终于出版；而我，有足够的勇气正视它吗？有足够的力量思考它吗？
政治家们、历史家们经常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在各个场合谈论本世纪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的历史，但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理会这分分合合的历史对由于种种原因参与其中，或受到牵连的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的影响，以及更为深远的心灵的影响。这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述里的问题的：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
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有止息的内心的痛苦。最近，因为姐夫的去世，我又多次想起国共两党的分裂在我们家庭的反映：父亲与一个哥哥选择了国民党，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那正是国、共二次合作时期）还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副部长），主持全国农业工作先后达15年之久。而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党员，二姐、二姐夫和四哥还是老红军、老新四军与地下党员。在作为家庭中的小弟弟，无党无派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我，特别是作为这段历史的研究者的我的立场上看来，这正是反映了国、共两党分裂的深刻性：它一直影响到家庭成员内部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而对父兄们的不同选择，我则怀有同样的理解与尊重，同时也认为他们各自都有应该正视与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我也要坦白地承认，我对家庭中的几位老共产党员怀有更多的敬意，尽管（或者说是正因为）今天人们对他们当年的选择有着种种的议论。我所敬佩的是，他们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作出独立的选择，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路的，这在当时意味着：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时也不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更意味着对父兄所选择的道路的一种反叛，而不能不承受中国传统的无违为孝的道德观念的强大压力。在这个方面，我的共产党员的兄长们是承接了五四传统的：五四伦理变革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根本改变了子女对父辈的依附地位，获得了个人独立选择自己的理想、信念与人生道路的自由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同一个家庭（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传统的旧式大家族）的成员，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各自作出不同的选择，以至于在思想、信念上，行动上发生矛盾，有时这种矛盾还会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进步。问题是如何看待与处理这不同的选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国、共两党的地位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昔日的统治者变成了流亡者，反叛者成了掌权者。这自然会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命运产生影响。父亲与二哥到了海峡那一岸，身处逆境中仍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努力发展各自的事业，父亲作为农村复兴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对台湾与金门农业的振兴贡献尤大，金门民众为他建有纪念碑。但他们都长期忍受着与家人分离的痛苦，父亲于1960年退休，1972年在孤寂中离世。二哥虽于80年代几度回国，但也因身心付出太多，而于1990年病逝。
而大陆这一边所发生的事，则耐人寻味。
首先是胜利者宣布，被赶下台的国民党政府为非法，国民党为反动政党这在当时几乎是顺理成章，并为新政权的立足所必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深远而严重的。以此反观现代历史，国民党的历史，特别是它单独执政时期的历史，例如19281937年的历史，就成了罪恶的堆砌，黑暗的深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一切发展都不存在了（仿佛不予承认就是不存在），中国从上世纪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也因此而中断了，如果有所成绩与进步也只存在于反叛者这一边。盛行一时的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所有不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的的努力，例如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所走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的道路，以及相应的贡献，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并且“在客观上是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因而“本质上是反动的”，至少是无可取的。但这却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直到这次为父亲编选文集，我才知道，从本世纪初开始，就有一批自然科学家立志“科技兴农”，称为“农业派”，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兴办农业教育（父亲即是在海峡两岸农学界极有影响的金陵大学蚕桑系的创办人之一），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中国第一个中央农业研究所即为父亲创建），他们意识到中国农业的全面现代化，必须依靠国家的统一领导，于是有一部分农业专家转而进入国家政权机构，父亲正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主持全国农业领导工作时，提出了许多有关发展中国农业的战略全局的意见，例如早在30年代就已提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业商品化”的道路，必须以农民的实际经济收入的提高作为发展农业的目的，提出农业生产与农业教育、科研、工业、商业、运输、贸易、金融……统筹安排的设想等等。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这也是不能忽视与无须掩饰的事实）与其他原因，这些思想未能全面实现，却不应影响其在中国现代农业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我们建国后在农业发展中所走的许多弯路，与将这些在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中曾提出过的有价值的思想、设想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思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遗产”而拒绝研究，拒绝吸收、借鉴，将其强迫遗忘，是直接有关的。今天，大概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了吧。但影响似乎依然存在，比如至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文化、科学、社会的发展仍是有关历史（通史与专史）的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些年人们对建国后的失误的反省，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又变成了对国民党统治的理想化，这其实依然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在起作用，尽管看起来好像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客观、科学地研究国、共两党分别执政时期的历史，仍是当前中国现代史（通史与专史）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此相关又有区别的是对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这些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研究者，在探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时，始终存在一个盲点，即是对自然科学家的忽略与排斥。这或许与前文所说的长期将自然科学家列入“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范畴有关。在思想深处说不定还没有完全摆脱忽视自然科学的传统观念。其实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留美学生就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父亲是第一批会员与骨干），高举起了“科学”的旗帜，这是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自由集合体，他们创办的《科学》杂志是最早实行横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的，与成立于其后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是相互配合的。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同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着共同的目标，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情感、心理……），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又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忽略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我们的研究视野的极大局限。
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钱理群先生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对当代社会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 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梦话录》、《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周作人传》等等。